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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/7/24

侯文詠:我不要「團進團出」的人生

30雜誌電子報-侯文詠:我不要「團進團出」的人生


30人物


侯文詠:我不要「團進團出」的人生

如果人生是趟旅行,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「跟團」嗎?傻呼呼地跟著團走,結果永遠看不到期待的風景。那麼,這趟旅行,豈不無聊透頂?

作者│楊紹華 攝影│李芸霈

人類建立了制度,努力維持制度運行,然而,制度的種種標準規範,卻又回頭主宰著眾人的行為與想法。那麼請問,人與制度的關係,究竟是大於、等於,或著小於?

在創作時,侯文詠屢屢企圖為此找到正確解答,但聰明如他,至今也尚未能夠解開這個「迴旋邏輯」似的詭譎習題。《白色巨塔》、《危險心靈》兩本小說,分別討論醫療、教育的制度問題,隨著情節發展,大快人心的結局幾近呼之欲出,這才發現,其實主角終究還是迴旋於制度之內。或許,侯文詠真的難以找到萬無一失的標準答案,於是只能留下無解之解。

即便,他已證明了自己的確能夠脫離制度。

「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,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。」

1997年,侯文詠36歲,毅然辭去台大醫院主治醫師的工作。「我應該可以繼續往上爬,至少,可以混個醫學院教授來當。」他預想著自己在醫院制度之內的未來,一條恐怕沒人願意放棄的路,「但我很清楚,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,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,因此我必須跳開。」

要跳開的不只是醫院制度,還包括了整個社會體制長期型塑的刻板價值,「在我的老家,有人當醫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,但說到作家,恐怕沒人理你。」以此延伸之後,你會發現侯文詠竟也擺脫了父母的期待,即便這份期待包含了絕對的溫柔,但誰說不是一種最強大的制約力量?

依據侯文詠的記憶,關於「離開醫院」這個念頭,他至少想了十年之久,「我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,才確定自己累積了足夠的實力和經驗。在我眼裡,這些實力和經驗就像籌碼,一疊疊地累積,終於足夠讓我擺脫重重制約、換得自由。」

原來,侯文詠是個會「算計」的傢伙!「我常在想,當了這麼些年的醫生,寫了這麼些本書之後,究竟,這些籌碼能為自己的未來兌換什麼?」1997年,當侯文詠再次算計這個問題時,腦海浮現出了兩組選項:A、榮耀與權力;B、更多的自由時間。當然,他選了B。

「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!拜託,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。」

「一方面,我本就渴望更多的自由時間;另一方面,如果我不跳開,那麼,我恐怕會成為集名醫、名教授、名作家於一身的『典範』,而在我的觀念中,這種典範,其實只是一個『社會要的謊言』。」

「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!」話似乎說得重了些。他解釋,普羅大眾所期待的典範,其實只是社會制度底下的一個樣板,藉此,狹隘地定義了何謂「成功」。人們渴望成功,開始循著體制內的階梯努力攀爬、競爭,甚至鬥爭。然而,這塊樣板是如此高高在上,於是,體制內的多數人,窮其一生心力恐怕都無法享受成功的喜樂,「你想,這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生啊?」

至於那些制度外的「份子」,下場並沒有好到哪去,因為他們棄離了多數人的標準,於是,也就像是一種尋常社會裡的不正常,一種畸形,成了遭到摒棄、遭到漠視、不被關心的一群。「如此看來,制度顯然存在許多違反人性的晦暗,而制度裡的每一個人、每個典範,就組成了共犯結構。」

「所以,你們今天來採訪我,拜託,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,真的,其實我也很俗、很普通,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準時收看白色巨塔!」忽然,沉重的討論裡,蹦出一個侯文詠式的幽默。

「決定寫長篇小說後,我開始重組拼圖,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表達的核心價值。」

沒錯,在離開醫院工作之前,「侯文詠作品」就是風趣幽默的代名詞,其所展現的搞笑程度,幾乎可以用「境界」二字形容。《頑皮故事集》、《淘氣故事集》、《烏魯木齊大夫說》,乃至於《大醫院小醫師》、老婆系列等,無一不是在極具喜感的詼諧筆觸之下,提供讀者一個笑看世事的新鮮角度,也為讀者營造一個樂觀開朗的處世空間。

於是,當《白色巨塔》、《危險心靈》忽然用了這麼赤裸深沉的手法,毫不留情地揭開制度面的暗瘡之後,人們難免開始懷疑,「他發生了什麼事?」一向幽默風趣的侯文詠,對這世界的觀感改變了嗎?

「觀感、態度、角度,什麼都沒變啦!」侯文詠開始解釋,無論是搞笑或者深沉,其實,創作的原點多半還是回到開宗明義的那個大哉問──人與制度的關係。「如果有變,那就是我的自由時間變得更多了,多到可以開始創作長篇小說。」

或者應該說,侯文詠前、後期的作品,雖然呈現方法大異奇趣,但實則具有一貫的本質。「過去的散文、短篇故事,就好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圖,在決定寫長篇小說之後,我開始蒐集、重組這些拼圖,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要表達的核心價值,而它的樣貌,自然也就不會只是一塊拼圖而已。」

可以想像,當我們把許多荒誕的情節彼此相連,赫然發現原來整個世界都很荒誕,那麼,就算還能笑得出來,恐怕,也是基於一種黑色的幽默。如此思考之下,「頑皮故事」裡面小小男主角為了獲得上台表揚機會的怪誕做法,加上「烏魯木齊大夫」對那個準備革命的考生所提出的搞笑建議,好像真的也就形成了《危險心靈》故事背後的真正核心。

「如果制度有生命,人的思考就是DNA,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。」

「除此之外,剛好,我也認為在當前這個環境當中,小說對社會的影響力是最深刻的。」侯文詠表示,相對於散文或短篇故事,在長篇小說的結構裡,作者的形象可以藏到深處,相反的,故事主角的形象,則更容易投射在讀者的內心,產生共鳴。

「沒錯,《白色巨塔》與《危險心靈》的結局都是無解,但是透過無解,才能讓讀者開始獨立思考。」侯文詠開始闡述自己的創作企圖,「我相信人的心裡都有分辨善惡的能力,因此,當制度裡的人開始受到小說引導,能從更高的角度觀望制度全貌,開始思考何者『當為』或『不當為』之後,制度的樣貌自然也會開始改變。」

「如果制度有生命,人的思考,就是這個生命的DNA,畢竟,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啊!」侯文詠或許已經不當醫生,但跳脫了醫院制度的他,卻能從更高的位置執行手術,試圖為這生病的制度,徹底改造DNA。

侯文詠再次開始扳著手指算計起來:「兩本小說的讀者差不多有六十萬以上,改編成電視節目後,不是我臭屁,但我想收視觀眾應該會有百萬以上,你想想看,台灣的人口並不太多,這場DNA改造工程,贏面其實不算小哩!」

「如果人生是趟旅行,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『跟團』嗎?」

嘴巴上說沒有答案,但是擺明了,侯文詠正在努力證明人的價值絕對可以大於制度,成功的定義也絕對不會只是制度內的那個樣板。侯文詠舉例:「蔡康永的父親過世時,康永哭得非常傷心,據他說,他最感念爸爸給了他絕對的自由。」而這個自由,往往是不被社會制度的標準所認同的,「你看,這是一個成功的父親,但成功的原因是脫離體制的。」

再想想,何謂成功的人生?「對我來說,成功非關成就,只要能夠享受生命,永遠保持熱情與好奇心,就是成功。」侯文詠強調,每個人都該思考「自己是什麼」,在自己的內心裡,找到一個最讓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,然後勇於追求,即便這方樂土似乎並不屬於制度的象牙塔內。

「當然,我並不鼓勵每個人都自我放逐,也不是鼓勵大家衝撞制度。」侯文詠試圖找個具體而適當的比喻,為「人」與「制度」的關係做個結論:「如果人生是趟旅行,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『跟團』嗎?」如果覺得導遊安排的行程合你胃口,保持熱情跟下去吧!但若明明想去別的地方,卻又不敢走自己的路,「傻呼呼地跟著團走,永遠看不到心裡期待的風景,那麼,這趟旅行,豈不無聊透頂?」

(本文摘自9月號30雜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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